一份“月薪多少會讓你在相應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調查引發(fā)網友關注，該調查顯示，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連等二線城市則在5000元上下浮動。

　　早在唐朝就有“長安居大不易”的說法。當年的擔憂有二，“米價方貴，居亦弗易”。1000多年過去，仍是一語成讖：CPI不淡定，樓市調而不控。皮尤世界民情項目上周公布了一項關于中國人觀點的報告。報告顯示，中國人最擔心的問題包括物價上漲、腐敗問題和貧富差距等。盡管與4年前相比，擔心物價上漲的人降低了12%，但“物價上漲”仍以60%的比率雄居公眾憂慮的“大問題”榜榜首。

　　大城市居之惶恐，主要是缺乏穩(wěn)定的生活預期與心理認同。這離不開三個因素：

　　一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下，城市形成事實上的“福利洼地”，無論是教育、醫(yī)療等軟件，抑或公共設施等硬件，農村與城市有著巨大差距。只要這種差距存在，那么，不管公共政策如何轉身，城市必然是一個充滿競爭和風險的“高地”。因此，數年前的“逃離北上廣”，才會在轉瞬之間，因“重返”而姿勢曖昧。只要城市優(yōu)勢（譬如戶口福利等）不能消弭或剝離，公平、有序的契約精神不能普遍適用于各地區(qū)、各領域——再多的薪水，也難以慰藉生存壓力之上的惶惑感。

　　二是收入分配改革遲滯，導致城市普通勞動者在收入上產生疏離感。資源向城市集中，馬路寬闊，樓宇高聳，個人生活空間卻漸次逼仄，消費能力趕不上城市升級的步子。《2011中國薪酬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yè)收入增長，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在既有分配方式下，市場框架構建后，內容要素卻未能合理歸位，土地、利率、勞動力及煤電油運等要素價格過于行政化，最壞的結果就是窮補富、勞補資、落后倒貼發(fā)達，既不效率也無公平。這種狀況下，居民在農村可能不會有太直接的切膚之痛，而在優(yōu)勢積聚的城市，就會在比對之下，產生強烈而持久的失衡感。

　　三是價格體系與保障體系在某些層面的雙重失靈。這些天，有關房價許漲不許跌的新聞，主角已經從“不理性業(yè)主”轉化為地方部門，譬如江蘇無錫太湖新城“金融第一街”最南端的無錫嘉業(yè)國際城推出“限時特惠”活動，單價從1.6萬元大跳水至6900元，低調降價還是惹得政府“很惱火”；資源能源價格改革只打雷不下雨……保障層面的糾結，當然不在于不作為，而在于“如何作為”。譬如欲說還休的養(yǎng)老金缺口，已從試探到拋頭露面，今后是“彈性退休”還是“收費加碼”？支出預期不可期，即便9000元月薪，恐怕心里也不會特別“有底”吧？

　　人生的長短深淺，當然不是只有物質才能度量。在城市里舒展一份不惶恐的人生，就像流行語“你幸福嗎”的發(fā)問，千人千面，萬人萬語。由高蹈回歸凡塵、由藍天回歸炊煙，思考大俗大怯的生活，誰能說這不是另一種進步呢？好在，這已經是一個越來越“既患寡也患不均”的年代，同時又是一個在糾結著梳理“民強”與“國富”關系的年代。無論城市鄉(xiāng)野，在免于饑寒與恐懼之后，追求一份不惶恐的人生，也算是社會奔向未來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