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一幢房屋建造起來，首先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居住、工作、休息等多方面的需要（少數專供觀賞的建筑除外）。其次是建筑必須注意造價的經濟，亦即必須顧及國家、人民當前實際經濟能力的可能和合理地使用材料、人力。再次是必須盡可能使建筑物美觀，這是因為建筑物是人們長期生活憩息的空間，它的形式優(yōu)美與否，將長期地影響人們的精神生活。作為人民的建筑師的基本職責，便是必須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同時滿足這三方面的要求，求得適用、經濟、美觀的統(tǒng)一。 當然，求得適用、經濟、美觀的統(tǒng)一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適用、經濟的要求有時會和美觀的要求發(fā)生矛盾。但這個矛盾的解決，不能從經濟、適用服從美觀的條件下來求得統(tǒng)一；相反的，建筑師只能在首先滿足適用、經濟的條件下來盡可能地講求美觀。然而，這決不是說，在這種條件下，建筑物就不能做到美觀了，這是因為美觀和經濟之間的矛盾不是不能解決的矛盾，亦即不能認為建造一所美麗的房子，就一定要用上許多昂貴的材料，花費很多的金錢；正如設計出一件合用、美觀的衣服，不是一定要用上許多綾羅綢緞一樣。相反，用了許多昂貴的材料，貼上許多金銀，卻仍然可以成為十分‘惡俗’的作品。

　　可是，梁思成的見解卻相反。在他看來，美觀服從經濟的原則是十分令人討厭的，但梁思成不敢公然來反對這個原則，于是他便竭力從理論上來證明“美觀與經濟之間有矛盾”、或“民族形式與經濟之間有矛盾”的不存在（《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并希望籍此來證明美觀服從經濟的原則的無意義，以便為建筑師追求華麗裝飾的活動開辟道路。

　　可是梁思成舉不出充足的理由來證明二者之間沒有矛盾，他證明來證明去只是證明了“美觀與經濟之間是沒有天然的矛盾的”（《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然而“沒有天然的矛盾”和“沒有矛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建筑學上，我們只能認為美觀和經濟之間沒有天然的矛盾（亦即沒有不能解決的矛盾），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如果認為美觀和經濟沒有矛盾，那末就完全取消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也就沒有什么美觀服從經濟的必要了�？墒撬麉s不顧邏輯上的錯誤，竟暗中用“美觀與經濟之間是沒有天然的矛盾的”的論點，替換了“美觀和經濟沒有矛盾”的論點。同時，梁思成還提出另一論證道：“假使目前民族形式的造價要貴一些，那只是建筑工程材料及工程結構的問題”（《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 看了梁思成這個論點以后，不能不感到他在抹殺事實。誰都知道，梁思成近年來所積極提倡的“大屋頂”乃是一種造價十分昂貴的屋頂。正如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日報》所刊載的《給“大屋頂”算一筆賬》一文所指出的，一九五五年“北京新的建筑中，由于有近一百萬平方公尺面積的建筑上加蓋了‘大屋頂’，就比蓋平頂或水泥瓦坡頂多花了近六百萬元。這筆錢可以用來蓋面積五十萬平方公尺的工人宿舍。”難道這筆巨大的浪費之所以產生，是由于“建筑工程材料及工程結構”的違反科學原則，而不是首先由于建筑師藝術處理之不當么？ 同上述思想相聯(lián)系的是梁思成的建筑藝術和建筑材料、結構無關或極少有關的論點，他認為“使藝術服從材料結構就是削足就履�！保ㄒ痪盼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所載梁思成文）但我們認為，建筑藝術（特別是其藝術形式）在極大程度上依賴于材料和結構。譬如說，古代的木結構的斗拱固然是我國古代人民為了減少立柱和橫梁交接處的剪力的一種智慧的創(chuàng)造，然而在今天有鋼筋混凝土以后，這種東西就純粹變成了多余的東西。又如，在古代是為了糊窗紙用的雕花的窗格子，在今天有了大塊玻璃以后，也就變得沒有什么用處；而如果一定要安上雕花的窗格子，其結果必然是使房間光線暗淡不堪，不適于居住和工作。又如，利用舊式的磚木結構，恐怕即使最優(yōu)秀的建筑師，也造不出近代化的高樓大廈，這種建筑只有鋼筋混凝上的結構才有可能。特別是，建筑技術正在日新月異地發(fā)展，在蘇聯(lián)已經采用了大型預制板的制造方法，建筑藝術當然也就不能不隨之改變�？梢钥隙ǖ卣f，建筑藝術之服從建筑材料、服從結構技術乃是建筑藝術的基本特征，也是建筑藝術發(fā)展的必然趨勢。然而梁思成卻要求在鋼筋混凝土上繪上油彩畫，要求用鋼筋混凝土來表現磚木結構。

　　梁思成由于片面地強調了建筑的藝術性，顛倒了美觀和適用、經濟之間的關系而造成的錯誤結論還不止此。他還從這一思想出發(fā)而歪曲了我國建設方針。誰都知道，我國當前建設的基本方針乃是集中一切財力、物力，首先進行工業(yè)建設。因此，保證國家工業(yè)建設的基本建設部門就不能不把藝術性較少的工業(yè)建筑放在第一位，把民用建筑放在第二位。特別是我們國家建設為時不久、更需艱苦奮斗的今天，顯然不能因為過多地考慮到建筑物的藝術性而放松了經濟的節(jié)約。

　　可是梁思成的見解卻不是這樣。他在《祖國的建設》這本小冊子里討論建筑工作者的當前任務時，不但沒有指出建筑師應該首先重視工業(yè)建筑的設計，反而把民用建筑的設計，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同時，他在《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上所發(fā)表的《建筑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一文中也是把藝術問題放在比經濟、適用的問題更重要的地位。他在這篇文章中首先表示遺憾的是“建筑師自己對于建筑的藝術性似乎也沒有給予應得的重視”。不能不認為他在這里顛倒了重要的和次要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最感缺乏的正是工業(yè)建筑方面的人材，今天的問題，也正是由于建筑師把藝術問題放到第一位，而造成了嚴重的浪費。

　　梁思成這些思想的錯誤，也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在他領導下的清華大學建筑系內，一些學生乃至某些教師，不愿去學習工業(yè)建筑，只愿去學習古代建筑藝術；甚至某些學生在被分配到施工單位去實習時，竟認為個人前途黯淡。這不能不說正是在他的錯誤的思想指導之下所得到的必然的結果。

　　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梁思成第二方面的錯誤，是在建筑形式上的復古主義，近年來，梁思成曾經積極提倡“民族形式”。可惜的是。在梁思成的理解中，竟把“民族形式”看成是和現實生活內容無關、不隨生活發(fā)展的一成不變的范疇，把合乎今天中國人民需要的民族形式和中國古代的宮殿、廟宇等建筑形式等量齊觀起來。當然，在建筑藝術上，我們也是贊成吸收我國古代建筑中的優(yōu)秀手法來樹立今天新的民族形式的。但是，形式的問題究竟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古代的宮殿、廟宇等等建筑形式常常是為了表達一定的封建的內容的。因此，對古代建筑還必須從內容上加以分析，分清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哪些在古代雖是精華，而在現在已成糟粕。對于新中國的建筑形式來說，當然它是為了表達今天新的社會主義的內容的，今天新中國的建筑，必須適應今天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活的需要。

　　顯然可見，古代的和封建內容相聯(lián)系的那些建筑形式，不能不同今天新的社會主義生活內容發(fā)生矛盾；不能不去改變舊形式使它來服從于新的內容。這也就是我們所認為古代形式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民族形式的基本原因。另外，我們還知道，人們對于“住”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特別是近代的人們生活內容極為繁復。對于如此多樣化的內容，顯然不能只由某幾種有限形式來表達，更不能只由中國古代的廟宇、宮殿等有限的建筑形式來表達，必須根據生活需要，廣泛吸收各種建筑形式來表達（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

　　但是，梁思成的理論恰恰與此相反。他在《建筑學報》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中國建筑的特征》一文中，曾總結了中國建筑的九大特征。但他在這里所表述的特征，基本上只是中國古代的廟宇、宮殿等建筑形式的特征，他一點也沒有分析這些建筑形式和它所表現的內容之間有什么有機的聯(lián)系；只是“純形式”地分析了這些特征，使把它當作我國近代建筑，“無論房屋大小，層數高低”（《祖國的建筑》）都應該采用的形式。

　　我們不能否認，在中國古代建筑形式中，確有不少優(yōu)秀的手法值得我們去研究和吸收；但這里所說的只是吸收，決不是抄襲。如果按照梁思成所主張的九大特征來辦事，勢必至于到處都蓋上大屋頂，裝上斗拱，其結果必然到處都和廟宇一般，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反映社會主義的思想精神面貌！其實，即使從梁思成自己的“實踐”中也可以看出這種主張的荒謬。比如在梁思成用來證明“無論房屋大小，層數高低”都可以用傳統(tǒng)形式來處理的二張“想象中的建筑圖”上，其中有一張是要在三十五層的高樓上蓋上“大屋頂”（《祖國的建筑》），請試想一下，如果要在三十五層的高樓上蓋上一個“大屋頂”，在下面的人是不是還能夠看得見；而且，如果要使三十五層高樓上的大屋頂能夠和下面的龐大建筑相稱，這個大屋頂勢必要大到和一個四十層的高樓相當。事實上，在梁思成所描繪的那張圖中就已經表現了這一點。毫無疑問，這種做法，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

　　在談到梁思成的復古主義主張時，還必須提出他對待古代建筑的態(tài)度。而在這個問題上，他更是站在一種保守的立場。當然，我們對待古代建筑，不應采取粗暴的態(tài)度，而是應當采取保護的方針的。這是因為古代建筑都是出自古代勞動人民的創(chuàng)造，我們保護古代建筑，是為了尊重古代人民的智慧，尊重歷史的發(fā)展，并且作為后人的一種研究和學習的資料。然而，我們不是為保護而保護，不是把古代的落后而腐朽的東西，都要當作民族珍寶來看待；也不是對于所有的古代建筑，不論其歷史價值如何，不論其今天是否妨礙了人民生活，都要一律加以保護。 可是梁思成在對待古代建筑的問題上，卻采取了一種無原則、無批判的歌頌的態(tài)度。并且主張實行一律加以保護的方針。即以北京城來說，北京城當然是我國古代都市的“無比杰作”，由南而北，一根中軸線，長達八公里，貫穿全城。這些都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的創(chuàng)造。

　　然而，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于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墻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墻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墒�，梁思成卻看不到這些缺點。當然，我門不能用現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不能過分地去苛責那些由于受到歷史條件限制所造成的古代都市中的一些缺點，但是我們也不能同意梁思成的這種論斷，所謂北京過去“曾很好地為封建時代服務，今天它仍然能很好地為新民主主義時代的生活服務，并還可以再作社會主義時代的都城，毫不阻礙一切有利的發(fā)展”（《新觀察》第二卷第七、八期）。

　　梁思成對于古代建筑物的這些錯誤觀點，很明顯，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實際主張上的。眾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個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還提出城市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古今兼顧，新舊兩利”（同上）。他并曾一再頑固地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反對拆除西四、東四的牌樓，可是，梁思成的這些錯誤主張，卻是一再在實踐中破產，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反對。　所謂建筑上的“文法”、“詞匯”論乃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　在批評梁思成上述兩方面錯誤思想的同時，我們認為還必須指出梁思成的“文法”、“詞匯”論的錯誤；因為正是他的這個理論在為他的上述許多錯誤主張服務。

　　梁思成認為建筑和語言文字一樣，一個民族總是創(chuàng)造出他們世世代代喜愛、因而沿用的慣例，成了法式。并認為：構件和構件之間，構件和它們的加工處理裝飾之間，個別建筑物和個別建筑物之間，都有一定的處理方法和相互關系，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建筑上的“文法”。至于象粱、柱、枋、檁、門、窗等等，那就是我們建筑上的“詞匯”，是構成一座或一組建筑的不可少的構件和因素（參看《建筑學報》一九五四年第一期）�！×核汲蛇�根據這樣的觀點推論出：“如同文法對于語言、文字之運用有一定的拘束性一樣，‘型范’、‘法式’、‘做法’對于材料、構件之運用也有它的拘束性。

　　但在這拘束性之下，也有極大的運用靈活性，能有多樣性的表現。“（《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有時又說道：”文法有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東西‘（《祖國的建筑》）。接著，他又得出了一個關于創(chuàng)造中國自己民族形式的斷語：“……不熟悉自己的建筑的’做法‘或’法式‘，我們似乎是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一座新中國的建筑，猶如不學習并熟悉中國語言文字的詞匯和文法就不可能寫出一篇中文的文章一樣。”（《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　梁思成還提出一個建筑的“可譯性”的理論，認為：“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詞匯組織起來，可以寫出極不相同的文章一樣，在建筑上，每個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靈活地運用建筑的材料、構件，為了不同的需要，構成極不相同的體形，創(chuàng)造出極不相同的類型，解決極不相同的問題，表達極不相同的情感。結論是：凡是別的民族可以用他們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個民族沒有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形式建造的�！　　！埃ㄍ�上）　總之，梁思成的理論特點是，不適當地將建筑和語言處處加以比附，然后又從這種比附中做出種種結論。然而語言和建筑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機械地把語言和建筑加以比附，就必然要歪曲了建筑的實質，導致種種謬論。

　　早已有人指出，語言是一種沒有階級性的社會現象。而建筑藝術總要體現著一定的階級的內容；因此，不能將這二者加以絕對的類比。但我們卻認為梁思成的這套理論的惡毒之處，更在于它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美學理論，在于它還要為梁思成的唯美主義和復古主義的主張開辟道路�？梢哉f，一切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美學理論的特征都是割裂了形式和內容的有機聯(lián)系，脫離了內容來考察形式的。梁思成的這套理論也不例外。即以文法來說，“文法的特點就在于它給以詞的變化的規(guī)則，不是指具體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guī)則，不是指某種具體的句子，……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與某個句子的具體形式無關的�！雹僖虼�，文法可以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體的內容�！雹诘�是建筑上的法式卻不是這樣的東西。在法式中反映著人們的生活需求、工程技術經驗乃至一定的藝術手法，因此，不能撇開法式所凝集著的那些具體內容不管，只是抽象地考察它們的規(guī)則。另外，我們還知道，語言中的文法構造的基礎是可以在“很長的時期中都保留著”的，因此，文法對語言就有很大的拘束性；但建筑上的“法式”卻不能不隨著生活需要的發(fā)展、工程技術的變革乃至人們藝術觀點的變化而變化。中國古代就沒有近代化的醫(yī)院、學校這種建筑；也沒有鋼筋混凝土和大塊預制板；古代帝王對建筑藝術的要求，至多也是“壯麗以示威”，新中國新生活則要求反映社會主義精神面貌，因此，和生活密切聯(lián)系的法式就不能不隨之而變化，法式也就不可能有如同文法之對語言那樣的拘束性。可是梁思成不顧法式和文法之間這些重大差別，竟把它們機械地加以類比，這只能意味著梁思成已經墮入了形式主義美學理論的泥坑。也正是梁思成把建筑和語言加以絕對的比附的結果，于是在梁思成的視野中，就只看見“文法”和“詞匯”，并且把建筑藝術當作“文法”和“詞匯”的組合；這樣，當然也就使得梁思成把建筑藝術當作是一個同它的工程結構、材料無關的東西了。也正是由于梁思成只看到“文法”的拘束性，認為“文法有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東西”，認為不熟悉中國的“文法”或“法式”就不能創(chuàng)造出新中國的建筑，這才使得梁思成把新中國的創(chuàng)造性的民族形式同中國古代建筑形式混為一談，而完全看不到當前生活面貌的變化，并要求把偉大的社會主義生活內容束縛在“文法”——亦即“法式”的拘束性之內。當然，在中國舊有的“法式”或“文法”中，是有不少優(yōu)秀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然而這決不意味著我們因此就不必用新的經驗來豐富它，拋棄其中已經陳舊和過時的東西，而要像梁思成那樣，把它奉為千古不變和“不講道理”的教條。

　　這里還必須談一談梁思成所創(chuàng)造的建筑的“可譯性”的理論的錯誤。正如上面所說，建筑同語言不能機械地加以類比，因此，認為不同語言可以翻譯，而建筑也就可以翻譯的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知道，建筑的“法式”、“構件”和它所要表達的內容是密切不可分離的東西，因而不能把形式和內容加以分割，認為建筑藝術只是不同民族的“文法”、“詞匯”的組合并可以相互翻譯。例如，羅馬凱旋門翻譯成中國的牌樓時，就不能成其為凱旋門，蘇聯(lián)天文館上的圓頂，也不能翻譯成中國的“大屋頂”式的建筑，因此，建筑乃是不可翻譯的東西。

　　應該指出：正是這種“可譯性”理論竟變成了梁思成的一貫主張——主要不在于學習外來建筑形式（參看《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的藉口。因為既然所有其它民族的建筑都可以“翻譯”成中國建筑，那末當然也就不必學習其它形式了。這是和毛澤東同志的“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③的指示相違反的，不能認為建筑上的民族形式就一定排斥其它民族的建筑形式，如象梁思成所主張的和黨性、階級性加以類比的“民族性”那樣（參看《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必須承認，建筑形式上的交流，是各個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的一個有機部分，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民族形式”乃是絕對互相排斥的東西。

　　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筑理論的基本問題上，存在著一系列的嚴重錯誤。但還可以看出，梁思成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基礎，乃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一切的唯心論者都斷言精神先于物質、意識先于存在。唯心論者的這些基本觀點反映在認識論上，便是不從實際出發(fā)，不看事情的歷史和全貌，只是憑著個人的好惡、臆想來做出種種錯誤的結論。梁思成研究建筑問題的方法正是這種主觀主義的方法。

　　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建筑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可是他卻完全顛倒了適用、經濟和美觀這兩方面的正確關系。建筑藝術的特點便是必須受到技術、結構和社會需要的極大制約，可是他卻完全撇開了建筑藝術的這方面聯(lián)系，而只是孤立地考察建筑形式，并且把古代建筑形式當作是永恒不變的形式，梁思成還把建筑和語言這兩種十分不同的社會現象亂加比附一番，并且從中做出種種牽強附會的結論。顯然可見，這是一種錯誤的美學理論和建筑理論。然而，梁思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還不僅僅表現在美學、建筑的領域內，它還表現在社會的、歷史的領域內。例如，梁思成在《建筑學報》一九五四年第二期上，撰寫了《中國建筑發(fā)展的歷史階段》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把中國建筑的發(fā)展，按照早已陳舊了的“斷代史”的體例來劃分階段，甚而把明、清、民國的建筑都列為一期。

　　這樣也就看不出建筑的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關系了。在同一文中，梁思成還認為建筑藝術和生產力乃至生產關系均無直接的聯(lián)系。梁思成在許多其它論述中國古代建筑的論文、小冊子內，都極少聯(lián)系著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來考察建筑的沿革。正是由于梁思成撇開了社會歷史條件來孤立地考察建筑問題，于是在梁思成的視野中就完全看不到建筑的社會功能（特別是物質功能），看不到建筑隨社會需要的變化而變化的事實。這也就無怪乎、梁思成會認為雖然今天中國革命已經引起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梁思成的“文法”、“詞匯”仍然可以“萬古長存”了。

　　梁思成的建筑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梁思成在建筑的理論問題上、研究方法上等等一系列的錯誤。但我們還應看到的是：梁思成這些錯誤不只是一般的學術問題上的錯誤，并且還是違反總路線、違反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yè)化方針的錯誤。誰都知道，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正在努力實現以大力發(fā)展重工業(yè)為中心的五年計劃。建設重工業(yè)就必須長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設資金。這種工業(yè)化所必需的資金是要依靠我國的內部積累來取得的。因此，我們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節(jié)約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開支和不適當的非生產性的開支，不能容許任何微小的浪費，以便積聚一切可能的資金，用來保證國家建設事業(yè)的需要，并增加國家必要的后備力量，早在五年計劃實行的第一年，黨中央就提出了增加生產、厲行節(jié)約的方針。在同一年，在建筑問題上，又提出了“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建設方針。顯然，如果我們在一些非生產性的建筑物上，采用了過高的設計標準，采用了大量虛假裝飾，就會浪費了國家金錢、分散了資金、削弱了建設重工業(yè)的力量。而這就不能不影響到我國工業(yè)化的速度。

　　可是，按照梁思成的理論，其直接的結論，就是要號召建筑師去多多地設計那些擁有大量的虔假結構、虛假裝飾的古代建筑形式，多多地建造一些不能用或很難用工業(yè)化施工方法的“大屋頂”。用梁思成的思想來指導我國的建筑事業(yè)的實踐，就必然要大大提高工程的造價，增加手工業(yè)的操作方法，延長施工的期限，造成建筑材料和勞動力的巨大浪費。而這也就是前一時期報刊上所嚴厲指責的我國建筑事業(yè)中追求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嚴重鋪張浪費的現象。我們只要指出下列事實就夠了。在李富春同志《關于發(fā)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指出，“在非生產性的房屋建筑中，由于忽視‘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原則，盲目地追求所謂‘民族形式’，講究豪華裝飾，大量地采用貴重的或特殊的材料，造成了驚人的浪費。

　　單就‘大屋頂’來說，北京市內各機關建筑的三十九座房屋即因此浪費了五百四十萬元。被人稱為‘地質宮’的長春地質學院校舍是一個很出名的豪華建筑，該院是利用偽滿未建成的皇宮基礎建設的，因為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裝飾，每平方公尺造價為二百二十元，加上原有基礎的差值則達三百元，超過國家規(guī)定造價一百二十五元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岸�這些就是梁思成的理論所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中國工程造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