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2 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協(xié)和禮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計劃擴建時，由美國紐約梅里爾一亨布爾一泰勒建筑師事務(wù)所（Merrill，Humble & Taylor Architcts）設(shè)計，為兩棟主要建筑物，中間有聯(lián)廊，教堂為二層，并設(shè)鐘樓。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單層一棟，并大為簡化，類似北京的民宅。這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紀(jì)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

　　關(guān)鍵詞： 教堂 基督教 建筑藝術(shù)

　　按世紀(jì)慣例，“基督教”為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統(tǒng)稱。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the Western Church，亦稱“公教”、“羅馬公教”、“舊教”）、東正教（the Orthodox Eastern　 Chruch，亦稱“正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稱“耶穌教”、“更正教”）和其他一些較小教派。在中國常以“基督教”單指新教。本文中“基督教”所指遵世界慣例，為統(tǒng)稱。

　　唐朝以來，基督教曾四次入華，基督教教堂建筑也在中國建筑歷史中占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從波斯傳到中國，為基督教第一次入華，其傳教最初利用了佛法的外衣，此時的景教教堂也采取了佛寺建筑的名稱和樣式。元朝的“也里可溫教”為基督教第二次放華，使中國出現(xiàn)了最早的東正教堂和天主教堂，但它們基本上采取了中國古代建筑的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華，導(dǎo)致了西洋建筑在澳門的大規(guī)模出現(xiàn)了“大三巴”教堂（1638 年）的建成。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瑪竇（字西泰，atthieu Ricci，1552-1610）入京，萬歷皇帝準(zhǔn)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瑪竇在宣武門住處建“禮拜堂”。雖然澳門“大三巴”教堂表現(xiàn)了12-15世紀(jì)法國哥特教堂的特征，但宣武門“禮拜堂”則由于地處北京仍采取了中國傳統(tǒng)樣式，且沿用一百多年，直至1712年重修后才易為“洋風(fēng)”（西洋樣式）。

　　自利瑪竇1605年建宣武門“禮拜堂”到1904年南堂第五次重建，其間基督教教堂建筑在北京300年的演變，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17世紀(jì)：初始期——基本為中國傳統(tǒng)樣式

　　1517年，德國宗教改革運動之后，新教在北歐取得優(yōu)勢地位，天主教則在南歐進行“革新”，并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艦向東方擴展宗教勢力。因此，由天主教東進開始了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

　　為適應(yīng)天主教勢力的擴張，1540年羅馬教皇批準(zhǔn)成立了名為“耶穌會”的傳教團體。該會創(chuàng)辦人之一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達廣東上川島，成為耶穌會來華的先驅(qū)；然而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奠定基業(yè)的，卻是意大利人利瑪竇。

　　利瑪竇開創(chuàng)了耶穌會傳教士尊重中國社會制度和禮教文化的先例，改穿儒服，研習(xí)儒籍，并專門在官府上層及士大夫身上下功夫，“用西方的奇物珍品鋪成了從肇慶到北京的漫遠道路”，而使天王教得以進入明王朝的宮廷。利瑪竇等人考慮到了中國禮教文化的特點，為了吸引中國的士大夫“禮儒易佛”，相信天主教教義，采取了“傳道必先獲華人之尊敬，以為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xué)術(shù)收攬人心”的手段，與傳教互為表里，構(gòu)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東傳的特點。這也決定了這一時期天主教堂多使用中國的民宅、寺廟，或者按中國傳統(tǒng)建筑樣式建造，稍有西洋裝飾，簡單的僅立十字架為象征。

　　1605年（萬歷三十三年），利瑪竇病逝北京后，曾由皇帝賜地建墓，在“阜城門外二里馬尾溝騰公柵欄外”。騰公司柵欄俗稱“太監(jiān)墳”，自17世紀(jì)末，又被人稱為“荷蘭墓地”，以與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國耶穌會士公墓——“法國墓地”相區(qū)分。

　　利瑪竇在意大利耶穌會士，其繼任人龍華民（字精華，Nicolas Longbardi，1559-1654）指導(dǎo)下設(shè)計，是中國第一座基督教式墳塋，開始表現(xiàn)出“洋風(fēng)”的特征：“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園，方若臺圯園若斷木。后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

　　清順治七年（1650 年），德籍耶穌會神父湯若望（字道未，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宣武門利瑪竇所建禮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兩年后大堂建成，仍“按中國式樣而造”。但“堂牖器飾，如其國制�！薄皟�(nèi)建亭池臺榭，式仿西洋，極其工巧�！薄疤们坝写罄砉排茦且蛔�，……署有上賜‘欽宗天道’四金字�！�

　　順治十二所（1655年）皇帝賜地兩位神甫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八面槽利用民宅設(shè)東堂。

　　東正教在北京設(shè)堂是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雅克薩城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俘虜了沙俄入侵者，因押來北京的59人中有一名司祭，康熙皇帝將他們駐地東直門內(nèi)胡家園胡同的一座關(guān)帝廟撥作臨時祈禱所，這即為北京人所稱的“羅剎廟”或俄羅斯“北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后，沙俄教區(qū)將其命名為“圣尼古拉”教堂（又稱“圣索菲亞”教堂，后改為“圣母安息”教堂），是為北京第一座東正教堂。

　　二、18世紀(jì)：發(fā)展期——中國傳統(tǒng)樣式轉(zhuǎn)“洋風(fēng)”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國耶穌會士張誠、洪若、劉應(yīng)奏請在皇城西安門內(nèi)所建小堂基礎(chǔ)上另賞隙地建蓋大堂�？滴跛氖�二年（1903年）“救世堂”——北堂的前身，在中海西畔蠶池口落成。

　　南堂在救世堂落成之時（1703年）開始重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完成，歷時10年�！靶烊丈�與閔明我予以改造，成為歐洲區(qū)”。這標(biāo)志著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開始從中國傳統(tǒng)樣式向折衷主義“洋風(fēng)”轉(zhuǎn)化。

　　由于天主教在西方歷史進程中代表了反對宗教改革的力量，利瑪竇等所代表的遠不是已蔚為主流的西方近代文化，他們東傳的“西學(xué)”處處以不違背天主教教義為前提，不過是經(jīng)基督教義陶治過的西洋學(xué)術(shù)，因而，自龍華民之后，對中國教徒祀孔祭祖的傳統(tǒng)都不能容忍，導(dǎo)致了天主教在華陷入困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1775年耶穌會在羅馬教皇取締令下解散。自沙勿略1552年來華，在中國傳教200年的天主教耶穌會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是，由于這時天主教以“西學(xué)”為傳教工具，并幫助封建統(tǒng)治者鑄造戰(zhàn)炮；而明末和清初的統(tǒng)治者又需要火炮和歷法，也還想借各種宗教維護其統(tǒng)治。所以，取締天主教時緊時松，并不堅決。北京教堂建筑在18世紀(jì)仍進入發(fā)展期，并以從中國傳統(tǒng)樣式向折衷主義“洋風(fēng)”轉(zhuǎn)化為特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師地震，南堂、東堂均被毀。

　　“康熙六十年（1721年），費隱以葡王斐迪南三世之款第二次重建南堂，利博明修士（Fr. F. Maggi）為建筑師，……此堂系當(dāng)時歐洲盛行之巴羅克（Barogue）式。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長八十尺，寬四十五尺。教堂內(nèi)部，賴立柱行列，分教堂頂格為三部，各部作穹窿形，若三艘下覆之船身。”

　　利博明同時為東堂重建進行了設(shè)計。

　　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神父于京都西直門內(nèi)大街南建西堂。

　　雍正八年（1730 年）京師地震，南、北二天主堂亦被損傷。南堂第三次重建，“堂之為屋圓而穹，如城門洞，而明爽異常�！鼻�隆四十年（1775年），南堂堂內(nèi)火發(fā)，建筑盡毀，又進行第四次重建。重建后的新南堂“堂制狹以深實，正面向外，而宛若側(cè)面；其頂如中國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啟一門，窗則設(shè)于東西兩壁之巔。……左右兩磚樓夾堂而立，左貯天琴，……右圣母堂。”“其式準(zhǔn)西洋為之�！�…其堂高數(shù)仞，凡三層，層層開窗，嵌以明瓦，漸高漸斂如覆舟形，圓而橢�！笨芍獣r南堂網(wǎng)絡(luò)仍為巴洛克式。

　　至1785 年，北京有四天主堂。“一即北堂，在皇城內(nèi)，與西安門相近，……二即南堂，在宣武門內(nèi)，即利瑪竇所居之處。后耶穌會士不屬法國者，皆居其內(nèi)。兩經(jīng)火災(zāi)，旋即重修如故；三即東堂，乃葡國之耶穌會士所居。此堂雖系西式，而甚卑矮，與北堂無異長僅七丈；四即西堂，乃遣使會士德理格所置，后獻與傳信德部，以居此部所差之司鐸�！�

　　1715 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國政府正式委派組成歷史上第一個東正教“北京傳教士團”，駐在東江米巷（東交民巷）中由會同館之“高麗館”改設(shè)的俄羅斯“南館”。 1727年（雍正五年）開始，這里成為專用的俄羅斯館，“中國辦理俄事大臣等幫助于俄館蓋廟�！�1732年，北京傳教士團在“南館”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 ——“圣瑪利亞”教堂（或稱“奉獻節(jié)”教堂）。

　　三、19世紀(jì)：延續(xù)期——“洋風(fēng)”

　　隨著西方工業(y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靶陆掏降膫鹘袒顒哟蟛糠謥碜杂�國和美國，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這兩個國家。同樣地，也由于工業(yè)革命給講英語的世界帶來了空前的財富和人們旺盛的活力�！�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英國倫敦會派遣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來華。1830年（清道光十年），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oman，1801-1861）受美國公理會委任抵廣州。此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相繼進入中國南方口岸城市，卷入了近代中國的歷史旋渦，并開始扮演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

　　基督教傳教士第四次大規(guī)模進入中國，是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分不開的。“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條約使所有基督教徒在華傳教的地拉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新條約為1860年以后傳教運動的空前大發(fā)展提供了合法前提”。這造成了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19世紀(jì)繼續(xù)得以發(fā)展，進入延續(xù)期。此期間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折衷主義“洋風(fēng)”為特征。

　　1860年之前，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屢遭厄運：

　　嘉慶十二年（1807年）教會遭到清洗。先是東堂被焚，“大堂雖未焚坍，亦令拆毀，飭修士等盡移南堂居住。”嘉慶十六年（1811年）西堂被毀。道光七年，（1827年）借沒北堂，“其大堂則令拆毀�！�

　　1860 年10月25日，中法《北京條約》簽訂，中法《天津條約》互換，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jié)束。清廷歸還救世堂。1864年，“孟主教復(fù)欲于舊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曉于工料，畫堵為式�！�1865年5月1日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按颂秒m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稱仍……為‘救世堂’。堂之格局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時樣建成�！�

　　法國遣使會教士譚微道（Jean Picrre Armand David，又譯“達維德”，1826-1900）是著名博物學(xué)家，當(dāng)時“于北堂創(chuàng)設(shè)博物館一所�！比朔Q“百鳥堂�！�

　　1867年西堂重建。

　　1880 提開始重建東堂，1884年建成，為羅馬式。“大堂計長二十二丈二尺，寬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內(nèi)明柱計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余，徑一尺六寸，皆系黑龍江運來之赤松，精堅勝任。堂內(nèi)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繪盡致。堂中之正祭臺，俱用意大利亞國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鐫成。臺前之短柱，皆以琺瑯燒成，璀燦可觀。……堂前鐘樓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余。其正面圓牖框，與它牖各框，及其層檐，與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磚砌成。每磚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階除，長闊相等，俱十丈有余。又起洋式大門一座，達于通衢。

　　1886年慈禧太后大規(guī)模修建西苑，將救世堂劃入苑中，因此與法公使簽訂了《遷堂條款》，商定把救世堂遷到西什庫。教堂遷到西什庫后，人稱“西什庫教堂”，即為北堂。

　　北堂于1888 年12月建成，“北堂輪煥崇閎，可為中國第一。堂內(nèi)之格局，乃照圣教會第十三世時起建大堂之式樣而成。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下礎(chǔ)石皆漢白玉所成；柱頂俱鏤菘菜葉形，玲瓏可觀。每柱計高四丈九尺，……柱皆四棱，面寬一尺八寸，皆美國運來之檜。柱之四面俱貼關(guān)圓細柱，約寬四、五寸，與大柱共撐穹窿。大柱檜以天藍之色，細柱則涂以金屑。堂之正身，有雙尖洞牖十二，高約三丈，蔽以五色燒花玻璃作坊所制。其正祭臺三面單尖洞牖亦有十二，約高一丈五尺。蔽牖玻璃皆燒五色圣像，……大堂后面，建有耶穌苦難小堂，計長五丈有余，與大堂相通，間以玲瓏隔扇�！�

　　教堂入口處前部，建造了中國傳統(tǒng)樣式的月臺，設(shè)漢白玉石欄桿，并有兩座重檐歇山黃琉璃瓦頂?shù)谋�亭分立左右，亭�?nèi)立教堂遷建諭皆碑和滿漢文天主堂碑。中國傳統(tǒng)樣式的碑亭同大堂正面鐫刻的耶穌善牧圣象形成強烈對比。

　　北堂是北京天主教堂中最大的，除教堂外，尚包括主教府、修道院、醫(yī)院、若瑟院、光華女中、育嬰堂以及神甫宿舍等。“這些建筑除教堂外都基本一致，用大開條青磚、板瓦屋頂，帶平頂廊子，無須掛檐板。室內(nèi)用地板，抹灰天花……是初期外國人在中國建造的‘洋房’的近代式樣�！�

　　四、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后期——“洋風(fēng)”轉(zhuǎn)復(fù)古主義

　　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國舊有房屋忙改設(shè)，新建的則多模仿中國傳統(tǒng)樣式，但是，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經(jīng)歷了18世紀(jì)從中國傳統(tǒng)樣式轉(zhuǎn)“洋風(fēng)”的發(fā)展期、19世紀(jì)的“洋風(fēng)”的折衷主義影響，表現(xiàn)出中國傳統(tǒng)樣式的復(fù)古主義，并引導(dǎo)了30年代中國復(fù)古主義建筑的出現(xiàn)。

　　義和團運動中，南堂、東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損。

　　1900年后北堂修整，鐘樓加高。

　　1902-1904年南堂第四次重建。

　　1904年東堂第三次重建。

　　1012年西堂第二次重建。

　　1901 年，法國神父高司鐸在東交民巷建圣米厄爾堂（St. Mechel），后由法國人斬利國擴建。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該堂規(guī)模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磚砌筑的“洋風(fēng)”二層樓房，面闊七間，供神職人員居住。西部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進深十四間，東西面闊三間。圣堂東側(cè)有十間磚砌平房，為北京傳統(tǒng)住宅樣式，但門窗均代拱券處理。

　　東正教“圣尼古拉”教堂于1900年被毀，其后重建，命名為“致使堂”，由教堂、種樓、中外書房、神父住宅及寡婦院組成。致使堂為典型的十字形東正教堂，堂頂上有五個帶十字架的拱形堡。

　　東正教“圣母堂”建于1918 年前后，在安定門外六鋪炕，坐西朝東，堂體最寬處約16m，進深約27m.堂內(nèi)分“圣所”和“致圣所”兩部分。圣所中間設(shè)寶座，為一米多高的方臺，上置圣體、寶匣；東北角有一祭臺。圣所兩旁設(shè)木制圣隔門，供祈禱時出入。圣母堂設(shè)有地下室，是停放靈樞的場所。堂西為俄國墓地。

　　馬尾溝荷蘭墓地、正福寺法國墓地、六鋪炕俄國墓地——是為北京三大外國墓地。

　　1900年后，荷蘭墓地墓碑、墓穴及一切建筑物遭毀，僅索智能、利瑪竇、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尚未全毀。經(jīng)修復(fù)后，“利瑪竇墓已不在其位置上，而是西移至湯若望的塋地上來了。”同時，在墓地內(nèi)興建了“致使圣教堂”。

　　在這一時期，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亞斯立堂（Asbruy Chruch）規(guī)模為大。1909年美國美以美會教士劉海瀾（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在崇文門內(nèi)建亞斯立堂。該堂分正、逼兩堂，中間以活動木墻相隔，可以推開活動木墻形成一體。正堂堂頂做成高起的八角形，輔以高側(cè)窗采光。

　　在這一時期，南溝沿救主堂和八面槽救世軍中央堂為中國傳統(tǒng)模樣式的復(fù)古主義之典型。

　　南溝沿救主堂（建于1907 年，又稱安立甘Anglican教堂、中華圣公會教堂）是當(dāng)時中華圣公會華北教區(qū)的總堂，由主教史嘉樂（Charles Perry Scott，1847-1927）請人畫藍圖、找工匠建筑的。它“是北京最早的中國‘宮殿式’教堂。教堂平面為十字形，中央部分作成交叉的兩個硬山建筑，兩側(cè)廊做成單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成側(cè)窗。側(cè)廊中部又各開一個側(cè)門，高度和中央通廊齊，這樣屋頂就成了‘？？’字形。在屋頂?shù)膬删呓徊纥c上，各設(shè)一個八角形亭子，作為鐘樓和天窗。教堂入口開在硬山山墻上，作成中國式住宅大門式樣，外墻全用青磚，筒瓦頂。建筑內(nèi)部用木柱，柱上用桁架支持屋頂。平面十字交叉處為祭壇。作為方形木臺子，四周用中國高式欄桿，圍繞起來，祭臺背后是中式帶冰紋格子隔扇，主教壇和講壇都是仿中國紅木家具的式樣，雕刻中國番草花紋。祭壇頂上的天窗做成八角井，用英國高直式樣構(gòu)件，井上是中國式的重檐八角亭子。”

　　八面槽救世軍中央堂（1922年建成，外國工程師設(shè)計、成威廉監(jiān)造）則基本上搬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樣式，平面為“一”字形，外觀多處采用中國傳統(tǒng)式處理：上部右端為三層中國塔式鐘樓，左端為歇山屋頂；入口則為中國式六廊。

　　1922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協(xié)和禮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計劃擴建時，由美國紐約梅里爾一亨布爾一泰勒建筑師事務(wù)所（Merrill，Humble & Taylor Architcts）設(shè)計，為兩棟主要建筑物，中間有聯(lián)廊，教堂為二層，并設(shè)鐘樓。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單層一棟，并大為簡化，類似北京的民宅。這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紀(jì)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